农耕文明中的百姓容易被奴役被统治，长期屈服于各种天灾人祸，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迁徙，造成农耕族群的性格整体较为懦弱，养成服从、逆来顺受的习惯。所以农耕文明更容易产生中央集权和独裁统治。饥荒的根源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官府的横征暴敛、赋役之繁重；人口剧增后盲目开垦土地，导致水土的破坏；官僚劣政的延误、人工治理的废弛；好大喜功，急躁冒进，虚报浮夸，灾情信息不通；农业技术的停滞、农民缺乏防灾抗灾的能力；战争造成饥荒，饥荒导致暴动，陷入恶性循环，如此等等，皆是饥荒的主要原因。在中国独裁和暴政往往被人民所忍受屈从，当过了某个临界点时，则会带来农民起义这种极端的反抗方式。中国下层阶级的生活状况，比欧洲的乞丐还要悲惨。大多数中国人，几千年以来就是在半饥饿中绵延生息过来的，能吃饱饭的“盛世”少于易子而食、析骨为爨的灾荒岁月。天灾人祸迫使饥民揭竿而起，掀起一场又一场的饥民暴动或曰农民起义。中国于是成为农民起义的王国。农民起义的规模之大，举世无匹。1935年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创刊两周年之际，一位笔名叫“寿生”的北大学生寄来一篇文章，认为我们之所以落后于日本，只不过因为我们的固有文化太丰富了，因而接受性较为迟缓，不比日本文化根基肤浅，只会一味摹仿。只要我们恢复民族自信心，努力苦干，就可以复兴。寿生的看法，在当时青年人中很有代表性。这样的自信心是建立在沙堆上的。他特撰《信心与反省》一文，指出寿生文中鄙薄日本、抹煞日本文化的恶习是最要不得的。创造不外乎摹仿功夫深时的一点新花样。日本不仅善于摹仿，其文化中有很多伟大创造，成绩远胜于中华文明。我们到了今天，若是还看不见日本文化的长处，反而抹煞事实，笑人摹仿，那真是盲目的夸大狂了。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我们如果平心研究希腊罗马的文学、雕刻、科学、政治，这四项就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我们文化的贫乏。尤其是造型美术和算学两方面，我们不能不低头愧汗。《几何原本》的作者欧几里得和孟子先后同时，在二千多年前，我们在科学上已落后太多！从此以后，我们所有的，欧洲也有；我们所没有的，人家所独有的，人家都比我们强。试举一个例子：欧洲有三个1千年的大学，有许多个5百年以上的大学，至今继续存在，继续发展。至于我们所独有的宝贝：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扳子夹棍的法庭……虽然‘丰富’，虽然‘在这世界上无不足以单独成一系统’，究竟都是些使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文物制度。即如寿生先生指出的‘那更光芒万丈’的宋明理学，说起来真正可怜！讲了七八百年的理学，没有一个理学圣贤起来指出裹小脚是不人道的野蛮行为，只见大家崇信‘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吃人礼教。请问那万丈光芒究竟照到哪里去了？”虽然引来不少人写文章反驳。但是反驳之一，我们的文化并不仅仅是“小脚、太监、姨太太”，我们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向上的力量。正是这些优秀的固有文化在重利逐乐的西方物质文明冲击下失落了，才使得我们走入岐途，堕落了。对此，他再撰《再论信心与反省》、《三论信心与反省》，指出这不过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翻版。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等，作为道德品质，不过是人类共有的理想，不属于哪个民族所特有。考察一种文化，更重要的要看她怎样来实践这些理想。在中国，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等好名词，不曾阻止“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贞节牌坊、地狱般的监狱、扳子夹棍的法庭”的存在。后者的崩溃，全不是程颢、朱熹等圣贤的功劳，乃是与欧美文化造成的新文明叫我们相形之下太难堪了，这些东方文明的罪孽才逐渐崩溃的。说我们这七八十年来走入迷途、堕落了，是无稽的诬告。在几十年中，废除了三千年的太监、一千年的小脚、六百年的八股，五千年的酷刑，这是“向上”，不是堕落！可惜我们向上得还很不够。八股废除了，但八股训练的思维习惯还流毒无穷。“小脚逐渐绝迹了，夹棍扳子、砍头碎剐废止了，但裹小脚的残酷心理、上夹棍打屁股的野蛮心理，都还存在于无数老少人们的心灵里。今日还是一个残忍野蛮的中国，所以始终还不曾走上法治的道路，更谈不上仁爱和平了”。中国人只有放弃一切本不该有的傲慢心态，承认自己既不如人家古老，也不如人家文明，更不如人家先进，虚心地重新书写被盲目放大了的历史，才能用**的心态面对西方文明、学习西方文明。只有肯认错了，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不要怕模仿，因为模仿是创造的必要预备工夫。不要怕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因为绝大多数人的惰性已尽够保守那旧文化了，用不着去担心。中国人的职务在进取不在保守。判断一个民族优劣的标准是什么？在追求“现代化”的世界上，只能是符合现代化的标准：一是看该民族是否具有民主、法治、公平、高效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二是看该民族是否能创造出现代物质文明，三是看其文化是否具有反省、创新的机能，四是看其社会是否健康、文明、正义。从这四个方面来看，中华民族确实存在着令人痛心的太多的缺点。中国一直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中，卡在守土思维里跳不出来，文明没有任何进展，始终是画地为牢、原地兜圈。**提出中国社会处于停滞、静止状态的是英国人亚当.斯密。他从英国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角度考察中国，认为“许久以前，它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18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曾指出，中国“今天的法律、风俗、习惯，甚至那些无关紧要的习惯，如衣服的样式，和一千年相同”（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231 页）。黑格尔认为：“中国和印度始终是停滞的，甚至至今依然维持着一种自生自灭的存在。”19世纪英国思想家J.密尔指出：中国人“几千年来原封未动”（J.密尔：《论自由》第77页），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在于压制个性，“使一族人民成为大家都一样、叫大家用同一格言同一规律来管制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这就是墨家“尚同”的罪恶。中国从宋代后就进入停滞型社会，一日本社会学者写的中国明清农村社会的著作做了很好的实证研究。美国思想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24 年在他的笔记中写下的一段话：“当我们居高临下对这个愚昧国家观察思考得越仔细，它就越显得令人作呕。中华帝国所享有的声昔正是木乃伊的声誉，它把世界上最丑恶的形貌一丝不变地保存了三四千年……她那古老的呆痴！在各国群集的会议上，她所能说的最多只是——‘我酿制了茶叶’。”传统中国的制度是非人的制度！它只能制造杀人的恶魔、愚昧的民众、贪婪的权贵、无规则的政治、低效率的生产和社会道德的沉沦，而不可能产生理性、正义、文明。中国人尽管有饮食、计谋等方面的小智慧，但缺乏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方面的大智慧。今日有哪个行业体系是以中国传统的行业标准来建设的？没有，传统行业只是泛泛的经验之谈，根本无法形成规模体系，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善于建制及守制的民族，也就是说不是一个文明的民族。论政治，中国三千年来一直都是最专制、最腐败、最黑暗的政治，一直到清末都还是专制体制，实行的是非程序政治、谎言政治和暴力政治。集权主义、全能主义政治，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秦始皇的郡县制一直保留至今，落后的权力结构、政治架构使得中国至上个世纪仍然被排除在现代文明之外。现代文明是多中心、权力分立、公民社会强大的，而传统的中国只允许有**的权力中心，特权横行，公权力不受约束，没有边界，形成“无限政府”，司法不独立，立法不独立，新闻不独立，审计不独立，监督机构不独立，人治的无程序政治、暗室政治、权谋政治、谎言政治、暴力政治泛滥，国家治乱循环，官员制度性腐败，政府经常失灵，民众奴性严重，社会正义感衰落，仁义道德沦为遮羞布，整个民族陷入追求福禄寿喜、饮食男女、经济利益的世俗主义桎梏之中，几乎没有超越世俗的理论思维，也没有反省制度的大智慧。中华民族沦落为地地道道的官本民族、奴性民族、权谋民族、非理性民族。中国的专制统治者全它妈的都是一群猪狗不如的野兽！人民生活在野兽的统治之下，历经两三千年的茫茫黑暗；中国的老百姓是一群蝼蚁，微小而自卑，只能听凭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压迫、杀戮，只能任由统治者制造着动乱和灾难。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内乱、战争大约占了一半的历史时期（据统计占了55%），人口死亡过半的动乱就达十多次，但没人总结教训、完善制度、提出防范悲剧再度发生的措施，相反，不幸和痛苦很快会被忘却。各路强人逐鹿中原，最终目的是要实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独裁体制，演绎出一部活生生的人吃人史，从来也不敢想会有什么其它方式来取代。中国历史没有和解，只有仇杀、仇恨、复仇；没有人道，只有兵道；中华民族成为以阴谋为智慧、以暴力斗争为光荣的民族。当西方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而解放人性、限制王权、发展议会民主时；中国的专制却愈来愈严，出现了“杯酒释兵权”、取消宰相的更加集权的趋势，儒家伦理发展到“存天理、灭人欲”的以礼杀人地步。唐朝的大臣在皇帝面前还可坐而论事；宋时就只能站着说话；到了清朝，只许跪着而且眼睛也不能上抬，口中也只能自称“奴才”。论经济，中国老百姓在封建帝王、贪官污吏、地主豪强等多重压迫下一直都是最穷困的，所谓“唐朝时一个马车夫都比欧洲贵族富有”之类的话完全是瞎话。事实上，古代中国所谓“繁华富裕”，跟今天靠剥削农民和城市平民，来维持寥寥几个大都市的“繁华富裕”假相的做法是同出一辙的。这一共同点，两千多年来一直没有改变过。一些弱智的中国人流行“古时候中国的GDP占世界的80%（另有50%～90%不等的多个版本）”这种白痴笑话，在中国古代的两个鼎盛时期——汉、唐，同期的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在领土、人口、生产力上，都远远超过中国；而且延续时间也比汉唐生存的时间长。还有很多国人喜欢夸夸其谈的一种荒谬可笑的论调“唐朝时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事实上，中国从来就不是什么“世界的中心”，唐朝时世界上有阿拉伯帝国，拜占庭帝国，查理曼帝国，那时候世界的中心在君士坦丁堡，在巴格达，当时阿拉伯帝国的版图几乎是唐帝国的两倍，并曾在中亚怛罗斯击败唐军，阻止了唐王朝向中亚的进一步扩张；汉朝时有罗马帝国，安息帝国（波斯的继承者），贵霜帝国，那时候世界的中心在罗马，在亚历山大里亚，在巴比伦尼亚，而罗马帝国的人口与版图也远远大于汉帝国。这一点看看世界历史地图就很明白了，中国地区一直都是远离文明的中心，在欧亚大陆最偏僻的角落里。某些人津津乐道什么唐朝多么多么开放，有很多外国人来中国做官。只是自己少见多怪而已，其他文明地区的这种开放的程度普遍的很，各个种族的人来来往往经商做官是家常便饭的事，例如罗马帝国时期，甚至有好几个皇帝都是阿拉伯人，腓尼基人，日尔曼人等外族人（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而且是依照正常程序继承的皇位，而非象蒙元满清时代那种异族征服得来的皇位。论历史，中国不要说跟中东，埃及，欧洲，印度这些文明悠久的国家和地区相比，就连跟自己的邻居日本和朝鲜韩国等比，都没有多少可骄傲的资本。最近几年，中国的某些无赖似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据说对国际上不予承认中国有商前文明感到很恼火，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声称要单方面宣布中国为“六千年文明历史”，有人甚至提出要更进一步修改为“一万年文明史”，据说还是什么“考古学会”的“会长”。我并不相信这些白痴“学者”真有这种滑天下之大稽的胆量和脸皮去实施这个搞笑计划，我倒是担心他们虚张声势一场最后又不了了之，让我们失去了一个看国际笑话的机会。其实对付这些“历史学家”这种流氓手段的**办法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西方人是太厚道了，要像韩国朝鲜人那样。比如说，我在朝鲜的官方宣传资料上就看到：朝鲜人说他们是“六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好嘛，比我们中国还多吹出了一千年，现在中国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不是要修改中国的历史为“六千年文明”嘛，那么朝鲜就会把自己又改称为“七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反正始终保持比中国领先一千年，反正只需要改动一个字的功夫而已，何乐而不为呢？日本学者就更离谱了，干脆把文物自己埋到地下又自己挖出来做“证据”证明自己的“历史”，跟中国的“考古学家”有得一拚。顺便说一句，如果要像中国官方那样将新石器时代的原始部落文化遗迹混淆为“文明时代”的话，那么日本根据其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绳纹式文化，也可以把自己说成是“一万年文明历史”。中国要想把自己打扮成是“最古老的文明国家”这可不容易啊，首先连日本韩国朝鲜这一关都过不了，大家都在比赛谁修改教科书的功夫更厉害。中国，日本，韩国，朝鲜，如果要比谁是最无耻的国家的话，倒是可以一比。中国的某些“历史学家”，他们“做学问”的态度，就像是妓女对待嫖客一样的态度，随时可以为了政治的需要改换自己的态度和立场，换一个主子就又炮制出一种新的“理论”出来。这些娼妓一样的“历史学家”，不客气地说，应该称之为“历史篡改学家”“历史伪造学家”或者“历史文学家”更为合适。相信看够了他们是怎样篡改伪造近现代历史的种种表演的世人，都不会不同意我的这种说法。更何况是虚无飘渺的古代历史？最近这些年来，人们对中国越演越烈的学术腐败学术造假现象都很关注，但主要都集中在一些造假者有丰厚利润可图的学科领域，对历史学界，考古学界这些好像没有什么油水的圈子都不太注意，其实这两个看似不重要不起眼的学科领域倒是最有学术腐败学术造假的可能性的，因为这两个学科是直接为政治服务的。比如说那个在国际学术界臭名远扬的所谓《夏商周断代工程》伪学术项目，就存在着大量学术腐败学术造假情况，例如在用碳14测年法测算文物年代的问题上，主事者在数种测年法中故意选用最不准确但是却能够有利于将文物年代往前提早的那一种，他们就是这样搞“学术研究”的，不知道骗取了多少国家科研经费。此类事例，举不胜举，很多资料都有披露。中国的考古发掘研究项目一般是不允许国际上参与的，其发掘研究出来的很多耸人听闻的神奇伟大的“考古发现”，反正也无法验证，谁知道是真是假，最后往往不了了之。比如中国早期青铜器，铁器的发掘考古工作，如果偶尔发掘出一两件质量好的，他们就大吹特吹，到处展览，作为中国古代辉煌灿烂的标志用来进行民族主义的宣传煽动，但是绝大多数质量平平或者低劣的铁器青铜器，没有宣传价值，他们就将其锁在仓库，任其锈烂。外人要想拿来做个洛氏硬度测验或者含量分析都不允许。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本《考古学》上看到那时的考古学前辈是这样阐述研究考古学的意义的：“考古学的目的一不是为了夸耀古国的辉煌，二不是为了粉饰现实的政治。而是为了了解历史的真实，知道我们以前的路是怎样走过来的，以为参考，对我们将来应该走什么样的路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中国的某些“考古学家”，把前辈们的教诲全都扔到茅坑里去了。将来到地下碰见这些先辈，肯定是要被打屁股的。还有一堆瘪三一样的中国人，常常喜欢放这样一种屁：“我们中国人辉煌灿烂的时候，你们西方人还在树上呢”，说这话的中国人不是坏绝对是愚蠢，大家都知道人类早在一两百万年前就已经从古猿逐渐过渡到直立人了，也就是说早就不“在树上”。可能他们的意思只是以此比喻谁开化得早一些。但事实上：中国进入文明时代远远晚于其他文明地区而且也远远晚于欧洲。而现在我们需要更进一步来比较一下石器时代的情况：在欧洲发现的不管是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舍利文化，阿舍利文化，克拉克当文化，还是中期的穆斯特文化，晚期的奥瑞拉文化，索鲁特文化，马格德林文化，以及中石器时代的阿齐尔文化，塔登鲁尔文化，阿斯度尼亚文化，马莱姆斯文化，一直到新石器时代诸多文化，在谱系上都非常完整，不象中国地区有一个很大的断层。时间上也早得多。就连日尔曼这种相对来说在欧洲算较为野蛮的地区，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就已经进入了铁器时代了，武器和工具普遍使用铁制，比中国地区早了近一千年；英国地区早在五千年前其最早的居民皮克特人也已经开始建筑石头城殿；西班牙和法国尼奥岩洞等地，考古发现了数万年前奥瑞拉文化时期的绘画作品，是世界上最早的绘画和艺术品，以及最早发明弓箭的考古证据。而中国，即使是公元前1500年才开始的商王朝，也还是青铜器时代，夯土建筑，其主要覆盖范围也只不过就是河南的一小部分地区（注意我说的是主要），而古中国其他广大地区，基本上都还处在野蛮原始的部落文化状态。这到底是谁“还在树上”呢？这不是很明显的事情吗？每次看到这些恶心的小丑恬不知耻地吹嘘什么“我们的祖先比你们西方人辉煌灿烂（我爸爸比你有钱）”或者是“我们中国人辉煌灿烂的时候，你们西方人还在树上呢”的时候，每次看到这种肮脏丑陋的嘴脸的时候，都让人忍俊不禁。论文化，中国文化根本就是最腐朽、最堕落、最阴暗的奴才文化、太监文化、伪君子文化。先秦百家学说是一种君王本位的国家至上的处世之学，其间充满了事君匡时、驭臣愚民、窃国掠地、审时度势、察颜观色、诤谏策议、尔虞我诈、争权夺利之术；至于生命存在的精神依据、人生之价值和正义，那时的学人未及深切关注。张仪本倡合纵抗秦，可不被六国所用，乃改主连横之说，投奔秦国，协力剿灭六国，可见他所持学说并无天地大道或精神信仰作为内在依据，其目的仅在于持某说以求显达。这种依势弄权、谋私利己，而将正义、天良、道德、生民等弃置一旁的现实选择，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奴才文化传统。这是因为：①中国士人起源于宫廷史官，他们一开始就是一个务实的、以知识求俸禄的、自觉充当国家工具的、完全丧失文化想象力的群体。顾准说：中国文化是史官文化，史官文化是“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文化之谓也”。中国文化的这种卑微出身决定了它只能是一种永远找不到自足意义、只有通过效忠权势、服务国家才能获得成功感和价值感的奴婢文化。②东周士人面对杀人掠地、血流成河的乱世，忙于炮制救民于倒悬的急功近利之学，而无暇抱持玄远之思。③中国君主过于暴戾，所有士人都不得不或虚或实地采用君王本位主义的立场，否则无法发声。三者并作，使得中国知识者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屈势媚时老成俗气的群体。他们用来批判现实的常常只是过去时代小国寡民、明君圣主的和谐图景，这个图景依然以君王为中心。自焚书坑儒后，中国的士人已吓破了胆，从此闭上了鸟嘴。汉武帝腰斩学术自由，独尊极度推崇等级制度的儒奴教，知识分子们就更丧失了独立人格，其**的追求是为皇帝们当差，去帮皇帝治国平天下。中国的儒、道、墨、释等思想；所有的价值理念，都必须对专制皇帝低头与让步，否则就会遭受到灭亡的命运，绝对没有自主与自由创造的空间。中国社会一切以维护统治者一人的利益的为宗旨，完全泯灭了个人的思考和判断。在这种扼杀人性的文化里，任何具有自由精神的个体都遭到扼杀，默默地窒息而死。能存活下来的是那些具备这个邪恶文化全部特征的卑劣个体，即信奉奴才哲学、太监哲学的一类人。中国文化是一种彻底的反理性思维文化、反智文化、愚民文化、专制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中国文化体现了中国人最腐朽、最堕落的生活方式——太监的生活方式、奴才的生活方式。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只出现过一个主张“无君”的鲍敬言，只能根据东晋时的葛洪的《诘鲍》，才一鳞半爪地知道中国原来还有这样一位独立的思想家！一个泱泱大国，其思想之贫乏竟达到如此地步，岂不悲哉！20世纪的鲁迅不但从未公开以“理论的形式”提出其个人主义的主张，而且越到晚年越相信苏联的宣传，甚至出面驳斥那里发生了大饥荒的报导。有人称鲁迅是“中国的伏尔泰”。伏尔泰的名言“我完全反对你说的一切，但是我坚决保卫你发言的权利”已成为全球伦理准则，这在中国传统文化及鲁迅著述中却是找不到的。论文字，很多国人喜欢自以为是地吹嘘什么“世界上**延续下来的文字就是汉字，其他语言文字都断绝了”，实际上那是很可笑的说法。以英语为例，学英语专业的应该知道，英语虽然词汇数量巨大多达数百万，但是除了一小部分基础词汇以外，绝大多数的词汇都是由数量有限的希腊词根和拉丁词根以及前后缀组合而成的，而拉丁词根又源于希腊词根。特别是数量巨大的科技词汇基本上都是由希腊词根构成的。很多人觉得英语词汇的构成好像就是胡乱把一些字母拚接在一起，毫无规律，其实那只是不了解英语的希腊词根构词法而已。有些人喜欢宣扬什么“汉语词汇的组成是规律的，英语词汇的组成没有规律，汉语优于英语”这种谬论，实际上是愚蠢可笑的说法。你可以发现在西方国家的各种语言中，很多词汇都是很相近的，就是因为它们都是用同样的拉丁词根和希腊词根构成的原因。例如“地理”这个词，英语是“geography”，德语是“geo”，因为都是由表示“土地”意思的希腊词根“geo-”构成的原因。从语言上来说，西方国家各语言间的差别并不比中国各地区方言之间的差别更大，在西方国家一个人同时会说几种西方语言的情况是很平常的事情，就像在中国有些做生意的人同时会说普通话，四川话，广东话一样。事实上，中国人通晓不同方言的程度甚至还远远不如西方人。从文字上来说，英语的字母是拉丁字母，拉丁字母源于希腊字母，希腊字母又源于腓尼基字母，而腓尼基字母最早的源头又可以追溯到埃及文字。同样的，汉字也可以追溯到苏美尔文明的楔形文字。不仅在印欧语系（或者又称雅利安语）内部是这样，印欧语系与中东一带的闪米特语系也是渊源很深，腓尼基字母产生的另一个分支──阿拉米亚字母，又发展出今天的阿拉伯字母，维吾尔字母等。我们又来看看汉字，如果是一个没有受过古文训练的人，根本看不懂古代的甲骨文字（而且大部分甲骨文仍未解读成功，连专家都看不懂），也分不清甲骨文，金文，小篆，大篆等的区别。从文字上来说是这样，从语言上来说，今天使用欧化语法的现代汉语的人如果没有经过古文训练也根本看不懂先秦时代的文献。这里要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常识，即使是很多对历史比较了解的人都一直被蒙蔽了，即：甲骨文是十九世纪末才被发现的，二十世纪上半叶才开始进行研究，商以后的古人是不知道有甲骨文这种文字的，而且大部分甲骨文到现在还没有被解读出来，只有一小部分被解读出来了，也就是说，甲骨文基本上是一种被后世中国人遗忘了的文字，是一种连专家都大部分不认识的文字，一种死文字。相反，埃及古文字，早在十九世纪初就已经被法国埃及学家商博良完全解读成功了，并据此从纸草纸文献中将埃及的早期历史和王朝世系基本研究清楚了，希腊米诺斯文明的线形文字A也已经被解读出来了，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也早就已经解读出来。而且，楔形文字和埃及古文字一直在历史上使用了长达数千年之久，虽然中世纪以后逐渐消亡，但是其基本元素仍然在后来的各种字母文字中得以残留。相比之下，中国地区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倒真正是一种中断了的，没有延续下来的死文字。另外，中国某些小报谎称在贾湖李岗文化以及大汶口文化等遗迹中发现了所谓的“最早的文字”──契刻文字，陶刻文字等，其实那只不过是寥寥几个没有确切含义的图画符号，我看到过这些所谓的“文字”，绝大部分只是用横竖笔画多少来表示数目多少的计数符号，根本不是什么文字，少数几个也只是图画符号。而且这些符号是零零散散独立存在的，前后不能组成词句，没有任何字义，但是中国学者将其拼凑在一起展示给公众看时，就使人产生一种错觉，认为那些符号好像是连贯成一句话似的。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段。而且这样的图画符号在世界各地的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到处都有，而这个恰恰证明了中国地区文化的西来说。因为这些符号...